基础研究推动针灸走向世界的故事（中）
接前文3 交流 国际交流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环节之 一。在复杂的科学研究竞争中，要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没有国际交流是不可能的。韩院士是中国针 灸科研界最早从事国际交流的科学家之一，也是最早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合作、交换、切磋、商榷及大会讲演的中国针灸研究专家。这一点，书中有很多故事可以佐证。显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是 20 世纪国门初开时中国科学家面临的难题。1979 年， 韩院士能够借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之际，在因机票 “意外事件”滞留美国期间，不请自到，敲开斯坦福大学药理系哥德斯坦教授实验室的门，主动交流，咨询前沿科学研究进展及先进仪器和试剂，自我介绍在中国的研究工作和发现。当年这种行动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先见之明及心怀的自信，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后来的结果证明，韩院士到美国的首次“交流之旅”是十分成功的，甚至可以称为他科研历程的拐点。这次交流就等于打开了一扇中国针灸基础研究的大门，使韩院士研究团队的科研正式进入国际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正是通过这次及后续的，包括同美国和欧洲等多个科学家和实验室的交流，使韩院士在早期就找到了与国际同行研究的差距，能充分利用国际同行提供的软硬环境，扩展和深入了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达到国际领先，并发表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写入西方教科书。这些国际交流不单单是信息或物质上的，还包括面对面的接触、心灵的交流、朋友式的同等互惠，这些交流改变了国际同行对中国科学家的认识，扩大了中国针灸的国际影响。以至于斯坦福教授哥德斯坦在若干年后，还记得初次见面时韩院士对针刺研究目的的评论：“这是一个怎样从人们的期望值中把真正的事实解剖出来的问题”。由此也可见，韩院士当时对针灸疗效的认识是冷静和客观的，研究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给国际一流科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针灸界对韩院士的研究贡献也是早有所闻，书中介绍了韩院士 1979 年第一次访美时，应邀给旧金山华裔针灸师讲针灸的科学原理时，大受欢迎。我本人就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于纽约主持过韩院士给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的讲座。记得韩院士当时说过，有些遗憾的是，经常请他做讲座的都是西医研究单位，较少有中医机构请他讲演。
4 幸运 除了坚实的基础知识和个人的辛勤努力以外， 韩院士在针刺研究领域的成功还有很多机遇的因素。比如，1965 年单位领导就指定他从事针麻机制 研究。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国际上关注中国针刺针麻，领导把他找回来“重操旧业”。1975 年至 1979 年是国际上发现脑内啡肽的黄金期，同时又正好赶上中国开始开放国门。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偶然 因素”，使韩院士在关键时刻遇到了关键的人和机会，得到了难能可贵的帮助，姑且把这些简单地归为 “幸运”吧。书中所述的最大的幸运故事之一是韩院士夫人的一位老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的宋振玉教授，主动放弃了自己被邀请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推荐韩院士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国际麻醉药研究学会年会，理由是他自已的研究不对口，韩济生的 研究更适合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交流。在当时中国的封闭状态和经济条件下，宋教授能放弃自己以前的 美国导师梁栋材理事长的访美邀请（会议出全部费 用），而推荐同行参加，这种精神难以用笔墨形容。对从未踏出国门的中年科学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个“幸运”的机会当时似乎是从天而降，出国的审批过程也异常顺利。就是这次会议交流成为韩院士针刺研究历程的拐点。至于在后来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在国内的研究和其他机构及同事的合作中，在同家庭成员、自愿投到韩院士门下的同行、学生及进修人员的相处中，韩院士遇到的种种 “幸运故事”，书中还有好多。比如，当韩院士研究针刺镇痛中枢耐受机制时，虽然把范围缩小到一个分子量 1000 左右的因子，但到底是什么仍无头绪。1982 年在美国圣路易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听众中一 位叫 Benfield 的教授的提问和讨论，使困局豁然开朗，1983 年再次访问时，这位大方的学者慷慨地提供了关键的实验试剂，最终使得韩院士发现并证明， 胆囊收缩素是针刺镇痛耐受的重要因子，并因此获奖。直到 19 年后，这项研究工作又因发现两个跨膜 受体蛋白相互作用的机制，得到了原理上的证明，令韩院士感到释怀。像这等的“幸运”故事，足以让很多科字家都感到“嫉妒”。 同样，韩院士效仿他的前辈，也尽力把自己的 “幸运”传递给年轻人，以培养他的学生，让大家感到他对自己的研究生特别“宠爱”。比如，当国外先进 实验室邀请韩院士去做研究或进修时，他常常推荐自己的学生。尽管有的学生后来并没有从事原定的研究方向，但韩院士对他们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幸运”能解释的范围。很多韩院士的学生和同事都在书中都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然不是所有的成功及和谐，比如家庭、环境及研究中所遇，都可以简单地用“幸运”来解释，其中把握机 遇和辛勤的努力，也是成功的重要必然因素。
5 团队 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早已度过了单打独斗的阶段，没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没有一个几代人传承搭建的平台，没有多专业和多学科的共同努力，要取得实质性的科研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韩院士的科研历程似乎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从最开始的迷茫探索，到 1962 年加入著名生理教授王志均的消化研究实验室，后来走向独立研究。从很小的研究组，发展到较大的科研团队，其中包括了研究生、进修生、博士后及专职科研人员，再发展到组建国内和国际的多个实验室和医院的合作网，横跨了基础与临床等 不同领域，都体现了团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据书中介绍，先后有 300 余名科研人员在韩院士的研究团队中从事过针灸研究，得到过他和他同事的培训。大家共同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发表论文 300 余篇和专著近 20 部只是标志之一。可以想象， 仅仅把这 300 多人请进来、安置好和送出去，就是一 项耗时耗力的工程。更不要说，同他们一起讨论科研、阅读文献、布置任务、克服难题、撰写论文及关心他们的职业生涯、工作及个人生活琐事等等。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这样一个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既是团队的大将军又要当专业领域的元帅，是一个多么辛苦和艰巨的任务。 韩院士的科研团队还应该包括他的夫人和子女。韩院士的夫人朱秀媛教授是著名的药理学家， 在人工合成麝香的研究方面获得过国家一等奖。韩 院士的儿子和女儿也都非常优秀，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的儿子韩松平博士从美国海归，承传电针研究并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有关儿女谈父亲的故 事也包括在书中。
6 爱心 爱心不一定是一个科学家成功的必须因素，相反，有的科学家为了成功，还要放弃一些爱心。但韩 院士的故事告诉我们，爱心无疑帮助他获得了成 功。除韩院士对学生、家人、事业及祖国的爱心以外，他的职业爱心还体现在研究的临床转化中。按照他学生的说法，在韩院士完成他的主要基础研究 成果并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后，他是完全可以放松下来，享受一下生活的。但韩院士并没有放缓他的科研步伐，停止他的好奇和探索，而是放弃了自己“退出江湖”的许诺，继续扩大自己的科研领域，关注一线医学。除了长期关注疼痛患者和疼痛学科， 多次向中国卫生管理部门呼吁在医院建立疼痛专科，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力以外，韩院士后期的工作主要是临床一些常见疑难疾病的针灸治疗的优化和评估。这些疾病大多是临床医学研究的难点。按常识，研究这些棘手的难题很不容易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成果，很多医学科学家望而止步，不愿触及。韩院士首先探索的“棘手的领域”就是针灸在戒毒中的应用。众所周知，戒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医 学及社会难题，单凭一种疗法或某个药物是很难获得成功的。这种复杂性在韩院士团队的临床研究过程中也充分得到了体现。韩院士团队对这些苦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总结，并进行了研究方向的调整。但韩院士并没有因难而怯，更没有放弃对戒毒人群的关怀，而是不断持续地探索对这个人群帮助的最好方法 。韩 院 士 曾 连 续 十 几 年 成 功 申 请 到 美 国 NIH 科研基金，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参与过 NIH 补 充替代医学国际合作戒毒研究项目，还与他夫人共 同设置了“特别奖金”，鼓励成功戒毒的患者。另一个针灸可能有效，但也是“棘手的领域”就是自闭症。韩院士偶然了解到针灸对此病的潜在价值，在为患者和家属所遭遇的困境所触动后，积极联合国内专家和有关医院，带领团队投入针刺治疗自闭症的研究，进行了多次临床试验，充分地体现了对特殊患者及家属的关注和爱心。知名医学科学家对疑难病和患者的关注，不光是推动医学科学研究本身，其社会效益也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想到或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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