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医思维惯性的分析

滑翔愈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思维惯性。中医和中国古代文化在思维模式上是相通的。中医和古代文化典籍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论述问题的间接性。或者把抽象概括的理论寓于具体事物的述说之中，或者把具体事物存在的具体问题寓于玄而又玄的深奥理论当中，需要人们或者由近兼远地去体悟，或者从远到近的去思辨。例如《黄帝内经·宝命全形论》：“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哕。”这一段运用铺陈的手法，一连举出四种实体现象，通过前三个实体现象的铺陈排比，都是为了表现一个“意类”——即事物存在着表里内外的联系。在烘托出这个“意类”以后，然后道出“病深者，其声哕”，说明“病深”与“声哕”之间也存在着表里内外的联系，
      如《灵枢．夕}揣》：“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通过前面“日月”、“水镜”、“鼓响”三种具体事物的相类聚，从而得出”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这样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事物之理。这种方法的运用，在《论语》里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论语》总是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如《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从来没有概念化的定义，总是从不同侧面给以具体的形象的说明。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仲弓问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子贡问仁》)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同角度却又密切关联的具体解释中，把握“仁”的内涵和真意。
      儒家讲究“微言大义”，“微言”就是微妙的言论，其微妙之处也许就在于这种艺术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艺术性，所以诸子散文中总是善于运用寓言故事来形象地含而不露地阐发事理，揭示哲理。然而，这种方法的最早使用却应当追溯到《周易·大过》：“枯杨生秭，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把相类相通的事物聚合在一起进行类比，从而揭示出存在于其中的共性特征。这正是“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其中存在的事理需要我们去领悟，如果没有领悟，就只能粘滞在文字相上，是不可能发掘其意义的。这就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和方法。
       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四方面的特性：体验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意象思维。这里我们就“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句诗的分析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医在思维惯性上的特点。